凡奸臣者，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，臣从而誉之；主有所憎，臣因而毁之。凡人之大体，取舍同者则相是也，取舍异者则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誉者，人主之所是也，此之谓同取；人臣之所毁者，人主之所非也，此之谓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，未尝闻也。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，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，非参验以审之也，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，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，此之谓擅主之臣。国有擅主之臣，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，陈其忠诚，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。何以明之？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。今为臣尽力以致功，竭智以陈忠者，其身困而家贫，父子罹其害；为奸利以弊人主，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，身尊家富，父子被其泽：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？治国若此其过也，而上欲下之无奸，吏之奉法，其不可得亦明矣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，众人助之以力，近者结之以成，远者誉之以名，尊者载之以势。如此，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，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。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，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。今则不然。不课其能，不程其功，骤用之则恐不任，骤舍之则恐其怨。而左右之誉，又非也。如此，则主惑于上，臣党成于下。故田常之篡齐，戴欢之弑宋，子罕之劫宋，白公之劫楚，皆以朋党羽翼而成其私。所以然者，以其主失法术而臣得专制也。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，不相容也。何以明之？主有术士，则大臣不得制断，近习不敢卖重；大臣左右权势息，则人主之道明矣。今则不然，当途者得势，朋党者用事，而主上壅蔽，失其威柄。故曰：劫杀死亡之君，此其故也。人主之所以身死国亡者，以其术短也。夫进贤之难，非必犯敌而死也，而人主不能用其言，故贤者隐处。夫以疏远与近习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新旅与习故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反主意与同好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轻贱与贵重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一口与一国争，其数不胜也。法术之士操此五不胜之势，不得进矣。人主又不能参验审诛，则法术之士安能进其说？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，以此也。故曰：奸臣日以智，人主日以惑。此其所以然者，不知治乱之本，不察安危之端也。